政治算術:戰後台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
本文考察1945到1970年間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特殊性與國家「統治型態」的變遷。理論層次上我們思考的問題是:現代國家如何「統治」──而解答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有關「人口」的特殊視野。現代國家的出現,其實正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型態、一種合理化的「管理」;其具體的對象,就是「人口」。要之,近代所謂的「人口」現象,本身就反映出現代國家在「統治」與「反思性監控」上最根本、最核心的一環。 從這個角度來看,1945年到1970年間,台灣在人口管理上呈現出極為特殊的現象。一方面,國府於1945年接收台灣之後,就在延襲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制度、「警察-保甲」之組織與地方行政區劃的前提下,迅速地建立或重...
Main Authors: | , |
---|---|
Language: | 中文 |
Published: |
國立政治大學
|
Subjects: | |
Online Access: | http://thesis.lib.nccu.edu.tw/cgi-bin/cdrfb3/gsweb.cgi?o=dstdcdr&i=sid=%22G0892545021%22. |
Summary: | 本文考察1945到1970年間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特殊性與國家「統治型態」的變遷。理論層次上我們思考的問題是:現代國家如何「統治」──而解答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有關「人口」的特殊視野。現代國家的出現,其實正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型態、一種合理化的「管理」;其具體的對象,就是「人口」。要之,近代所謂的「人口」現象,本身就反映出現代國家在「統治」與「反思性監控」上最根本、最核心的一環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,1945年到1970年間,台灣在人口管理上呈現出極為特殊的現象。一方面,國府於1945年接收台灣之後,就在延襲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制度、「警察-保甲」之組織與地方行政區劃的前提下,迅速地建立或重建了一個以「戶籍管理」為核心的人口管理機制。1947年「二二八事件」之後,國府透過「綏靖」與「基層編鄰」的措施進一步地強化了警察與社會底層「村里鄰」的組織網絡;1949年國府遷台,上述機制更在「反共復國」與「動員戡亂」的需要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擴張,也使得國家得以嚴密地監控「人口」狀態。國府接收台灣的過程,可因此標示為「移植」、「挪用」與「轉化」。
但另一方面,對於軍事人口,國家行政體系始終無法予以有效的管理。原因在於:戰後初期台灣「軍事人口」群體的出現,主要是隨同國府遷台與來自中國大陸大規模的人口遷移,由於其中「在營軍人」的社會活動空間與國家行政體系眼中的一般人口有著客觀上的區隔,因此被迫施以特殊的處置。再者,國府統治大陸期間軍事體系內部問題的「制度遺緒」,使得戰後初期的軍事體系尚未「國家化」,內部管理上也沒有達到「現代化」的水準;因此,無論國家行政體系與軍方,都無法有效管制軍事人口動態。其中,「在營軍人」未納入戶籍的現象,更是國家行政運作上的一大困擾,甚至對總體人口的統計數據形成嚴重扭曲。
然而,中樞在衡量各項主客觀條件之後,透過「強迫服役」、「禁婚令」與退除役軍人「集中-隔離」等「內部規約」,以及抑制軍人營外活動的「外部監控」,國府仍然建立了一個「內弛外張」的人口管理模式。此一模式其實具有高度的「權宜性」:在「動員戡亂」這樣一個非常態性的統治方略下,它結合了對於軍事人口(內部的)生命歷程的規約與(外部的)人身監控,將軍事人口的社會活動壓縮在一定的社會空間,以達到有效管理的目標。這樣一個高度權宜性的人口管理機制,在1970年前後出現重大的轉變:戶籍管理的統計模式開始要求「一般化」與「集中化」,而軍事人口也一律要納入戶籍管理。導致此一發展的因素包括:國民黨政權「外部合法性」的消失、行政體系內部的合理化要求、以及國家「權力結構」狀態的變化。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間,國府在國際情勢的特殊條件下得以堅持「反共復國」、「戰時體制」的方略;同時間,國家無法完全掌握軍事體系也構成軍方獨立管理內部人口的前提。然而,國府遷台之後二十年間,先是逐步推展「以黨領軍」、「以黨領政」的策略,繼則因為國家行政體系在專業知識、行政技術與制度慣習上的優勢,逐漸排除了「黨」直接干預國家行政決策與執行的可能性,終於在1970年前後由行政體系主導,成功地推動了一連串的內政革新──總體來看,「國家行政體系的合理化要求」與國家內部「權力結構」的變遷,乃是此一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內在因素。
根據戰後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諸多變革,我們發現:(1)位居社會底層綿密組織(甚至既有的社會關係)的挪用與轉化,(2)國家行政體系的合理化趨勢,以及 (3)權力結構的集中與穩定,乃是現代國家之建構與國家遂行長期有效「統治」的重要關鍵。然而,從理論的層次來看,台灣歷史的發展也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思考空間,值得進一步探討:
其一,台灣在清治時期到日本殖民時期,人口管理的基本要件乃是由「保甲」到「警察-保甲制度」轉化;這樣一種「挪用」與「轉化」的過程,在國府接收台灣時也再次出現。據此,國家體系「由上而下」的制度與組織建構,作為某種歷史發展中的突出現象,始終必須連結社會既有的組織網絡與社會關係,以重新規劃、建構有利於「統治」的「社會空間」。
其二,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的「戶籍」管理體系,其實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才發展成一個全面而有效的人口管理機制;國府遷台之後,在組織、制度與行政區劃上大致也延續了這樣的統治型態。無論是以「保甲」、「警-保」體系或「戶政管理」作為人口統治的基礎,基本上都是將「人口動態」、「社會關係」與「地理行政空間」相互結合而產生的「反思性監控」模式──從「人必歸戶」的要求與「流動人口」的嚴厲管制,不難看出此一模式的特徵。然而,這樣一種建立在「地理行政空間」的人口統治型態是否能夠適應「現代」世界的變遷?從當前的發展趨向分析,戶籍制度以其長期發展、盤根錯結的現況,與國家的行政運作已經無法割離;然而,制度本身在國家統治的需要上要求「人地合一」的初衷,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中卻早已去而不返。
|
---|